萧栖宁没有说那个别人是谁，秦正延也没有问。但两个人都知道。她拿起手机，给那个人发了一条消息：“档案的事，你有办法吗？”
“有。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
“不要再翻墙。”
萧栖宁看着这行字，嘴角动了一下。她打了几个字：“你翻得过去吗？”
“翻不过去。但我在门口等了你十分钟。”
“下次不会了。”
“你上次也这么说。”
萧栖宁把手机扣在桌上。秦正延端着咖啡杯，目光在她脸上扫了一个来回。“萧法医，你和姜承聿——”
“秦队，您今天的问题比证物还多。”
秦正延走了。办公室安静下来。萧栖宁把那份案卷从抽屉里拿出来，翻开第一页，浅蓝色旗袍的照片在灯下泛着微光。
不是她，骨灰不是她。那她在哪？是死是活？坠楼案死者的身份到现在还是不明。
她翻到火化记录那一页，那个假名还在，字迹潦草，看不清笔画。她用手指描了一遍。这个签字的人知道她是谁，骨灰盒里的人是谁，她母亲在哪。
她需要找到那个人。但不是现在。现在她要去方阿姨那里，在那个给她母亲做了三四年旗袍的老裁缝面前，再问一遍。
不问那件浅蓝色旗袍是谁做的，不问那件藏蓝色旗袍改短了几公分，问她。
问她最后一次来的时候，有没有说什么奇怪的话，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有没有说要去哪里。
她那次没问，她只问了旗袍。这次问人。
下午，萧栖宁走出办公室的时候，那辆黑色轿车停在老位置。她拉开车门坐进去。
“方阿姨那里。现在去。”
“她上次什么都没说。”
“这次会说的。”
“为什么？”
“因为我上次问的是旗袍，这次问的是我妈。”
车子驶向城北，萧栖宁靠在副驾驶座上。梧桐树的枝丫光秃秃的，在灰白色的天幕下像一道道裂向天空的口子。深秋了。
二十三年前的那个夏天，她把女儿送到萧家大门外，转身走进风里，再也没有回来。
她穿着那件藏蓝色的旗袍，改短了五公分，在雨里走。不知道她当时有没有回头，不知道她有没有哭，不知道她那个决定做得有多难。
萧栖宁不知道母亲还能不能看到下一个春天。她只知道自己必须在她还能看到之前找到她。
方阿姨的裁缝店在城北那个老旧小区的一楼。门轴还是那根门轴，推门的时候还是那声悠长的吱呀。
萧栖宁走进去，姜承聿跟在后面。方阿姨从案板后面抬起头，没有戴老花镜，眯着眼看了好一会儿。
“姑娘，你又来了。”
“方阿姨，我不是来改风衣的。”
方阿姨的目光从萧栖宁脸上移到姜承聿脸上，那双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说不清的光。
她大概认出了他——上次来的时候他说自己是记者。这次他没有说话，站在萧栖宁身后，大衣的领子竖起来，像一堵沉默的墙。
“这位是——”
“司机。”萧栖宁说。
姜承聿看了她一眼，没有否认。
方阿姨把针插在线团上，摘下老花镜放在案板上，拉过两把椅子。
“坐吧。”
萧栖宁在她对面坐下。姜承聿没有坐，站在门口，背靠着门板。
“方阿姨，我今天来不是问旗袍的。是问我妈。”
方阿姨的手指在案板上慢慢收紧。“你妈……你不是说她失踪了吗？”
“失踪了二十三年。我找到了一份旧案卷，二十三年前北城酒店有个女人坠楼，穿的旗袍和你给我妈做的一模一样。我以为是她的遗体，但不是。骨灰是别人的。”
方阿姨的手开始发抖。
“你、你去找了骨灰？”
“找了。不是她。”
方阿姨低下头，沉默了很长时间。案板上的线团滚到地上，她没有捡。
姜承聿弯腰捡起来，放在案板边上。方阿姨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
“你妈最后一次来我这里，改了一件藏蓝色的旗袍。改短了五公分。
她说要去一个地方，带着孩子不方便。我问她去哪，她没说。
她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回头看了我一眼，说‘方姨，以后不来找你做衣服了’。”
“这些您上次说过了。”
“我没说完。”
方阿姨的声音开始发抖。
“她走之前，给了我一封信。说让我帮忙交给一个叫萧崇越的，但是我见不到那个人”
萧栖宁的手指在膝盖上慢慢收紧。
“信在哪？”
“在我枕头底下。压了二十三年。”
方阿姨站起来走进里屋。萧栖宁坐在那里没有动。姜承聿走到她旁边，她抬起头看着他。
“你为什么跟进来了？”
“外面冷。”
“你不怕她认出来你是上次那个记者？”
“她认出来了。但她没赶我走。”
萧栖宁没有接话。方阿姨从里屋出来，手里拿着一个泛黄的信封。信封没有封口，边角磨得发毛。她把信封放在案板上，推过来。
“你自己看吧。我老了，眼睛花了，看不清了。”
萧栖宁拿起那个信封。信封上写着两个字——“栖宁。”她的手指在那个名字上停了一下。那是她母亲的字迹，娟秀，一笔一划，和她三岁记忆里的一样。
她抽出信纸。只有一行字——“妈妈对不起你，但妈妈太累了。不要找我。”
萧栖宁看着那行字，翻过来，背面空白。没有落款，没有日期，什么都没有。她把信纸折好放进信封里，站起来。
“方阿姨，她来给你这封信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方阿姨擦了擦眼睛。
“瘦了。比以前瘦了很多。眼睛下面全是黑眼圈，像是很久没睡觉了。我问她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她说没有，就是最近吃不下饭。
我说吃不下也要吃，她说‘方姨，我吃不下不是不想吃，是吃下去会吐’。我说你是不是怀孕了，她笑了笑，没回答。”
萧栖宁的胃开始收紧。不是胃，是心。
“她还说了什么？”
“她说‘方姨，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栖宁’。我问她栖宁是谁，她说‘我女儿’。我说‘你要去哪里，把孩子也带上’，她说‘带不了’。然后就走了。”
萧栖宁把信封放进口袋里，站起来。“方阿姨，谢谢。”
“不用谢。我把这封信压在枕头底下二十三年，天天怕自己死了没人给你。”
萧栖宁没有再说话，转身走了。姜承聿跟在后面，推开门。门轴又是一声吱呀，风灌进来把案板上的线团吹到地上。
方阿姨没有捡。她坐在那里，看着门口的阳光照进来的光斑，不知道在看什么，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上车之后，萧栖宁把那封信又从信封里抽出来，看着那行字。
“妈妈对不起你，但妈妈太累了。不要找我。”
她把信纸折好放回去，靠在座椅上。
“她说不要找她。”
“你听她的吗？”
萧栖宁看着他。“你听你妈的话吗？”
“听。但不全听。”
“为什么？”
“因为她是人，不是神。她说的不一定全对。”
萧栖宁没有再说话。车子驶出城北，她闭上眼睛。那封信在她的口袋里，压了二十三年，纸张发黄，字迹褪色。
她母亲写下这行字的时候，手在抖。不是因为她写错了字，是因为她在做决定。
一个把女儿送走、自己消失、让所有人都以为她死了的决定。
“姜承聿。”
“嗯。”
“你说她还活着吗？”
“不知道。”
“你说我应该找她吗？”
“你问过自己吗？”
萧栖宁睁开眼看着窗外。她在找一个人，找了二十三年，也许还会继续找下去。
不知道还要找多久，不知道找不找得到。她只知道那行字上写着“不要找我”。但她是她女儿，不是她写几个字就能拦住的。
车子停在公安局门口，萧栖宁推开车门。冷风灌进来，她站在台阶上转过身。
“你回去吧。明天不用来接我，我自己去方阿姨那里。”
“你明天还去？”
“那封信是二十三年前写的。她说的不一定全对。我要找的不只是她的信，是这二十三年她到底去了哪里。方阿姨一定还知道什么，她只是不敢说。”
萧栖宁转身走进大楼。四楼的灯亮了，她坐在桌前把那封信又看了一遍，然后折好放回信封里。
她拿起手机给那个没有存名字的号码发了一条消息：“档案的事，你查到了吗？”
对方秒回：“查到了。加密的指令是你爷爷签的字。两年前，你在ICU的时候。”
萧栖宁看着这行字。她没有问为什么，她知道为什么。
萧岳峙不想让她查，怕她查到不该查的东西，怕她知道真相以后会崩溃。但他不知道，她已经崩溃过了。
在PTSD最严重的那段时间，在每个失眠的夜里，在每次梦到母亲又醒来的清晨。她崩溃过很多次，每一次都自己爬起来了。
“你打算怎么办？”对方问。
“不怎么办。他加密他的，我查我的。他是我爷爷，我不会去告他。但他拦不住我。”
“你这是在跟你爷爷赌气。”
“不是赌气。是告诉他，我长大了。他不需要替我决定什么该知道、什么不该知道。我有权利知道。”
对话框沉默了。萧栖宁把手机扣在桌上，看着窗台上那束白色洋桔梗。
窗外那辆黑色轿车还停在老位置。她拉开窗帘一条缝，路灯下那辆车还亮着灯。
她拉上窗帘，把许衿的那封信放在枕头下面。不是骨灰，不是DNA，是一封信。她母亲留下的。
二十三年，她找到了一封信，信上说“不要找我”。她找了二十三年，找到了一封让她不要找的信。她不会停。她是她女儿，不是她写几个字就能拦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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