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早在文革之前，佛教就已经处于风雨飘零之中。
自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六年止，全国除了大都市几所样板寺院暂予保留外，其余各佛寺庵堂大部份被机关、学校、人民公社、工厂、军队、仓库、特务机构等所占用。
一九五二年在北京成立“中国佛教协会”，会中竟然有人提议废除戒律，改革僧服，僧尼得听任自由还俗等，幸有虚云老和尚严词驳斥，力挽厄运。教难虽暂免扩大，但偏僻地区的寺庵却饱受骚扰迫害，如*迫僧尼参加学习唯物论、无神论，甚至被迫参加斗争大会，清算寺产所属私有财产。
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九年期间，慈舟、虚云等几位大师相继圆寂，某些极左的政府领导人更是计划性的迫害佛教，规定男女不得出家，青年僧尼迫令还俗参军及婚嫁，年老僧尼也需参加集体劳动。寺院纳入人民公社，佛像、法器、经书等，则予以焚毁或没收。
前有战乱，后有文化大革命，给五台宗以及整个中国佛教带来的是层层灾难和不幸。在当年红卫兵“打倒一切！”、“砸烂旧世界”的喊叫声中，中国佛教继三武一宗灭佛后，又一次遭到了无比惨痛的打击。疯狂野蛮的破坏，带来的是泪水横溢、血迹斑斑！这一段历史事实，让人触目惊心。
文革时期的事情至今可以说仍然是人们最谨慎对待的事情之一，之所以谨慎，文革时期佛教的状况也一直无人问津或者很少有人提及和关注。整整十年，佛教遭受了什么？佛被怎么定义？佛法怎样存世？僧人如何度过？整个社会却无人站出来为此说话，上至政府，下至民众，通通对其缄默不语，唯有佛门中人自己默默地苦舔伤口，元气大伤的佛教界仍在艰辛地挣扎。
述说期间，想到悲痛处，性子恬淡的元德大师不禁老泪纵横，悲伤不已。
强烈感觉到师兄话语中的悲意，诸葛斌不禁大为伤感。不仅为佛门的遭遇而痛心，为中国民众的无知而痛心，更为那一段历史给整个中国带来的致命伤害而痛心。
默然良久，元德大师的心绪在诸葛斌的安慰下方才平复。然后，两人对诸葛斌的设想展开热烈的讨论。
经过商讨，诸葛斌二人初步确定了这一佛教联盟的名字，并草拟了基金会的宗旨、信条和目标。具体如下：整合整个中国佛门的力量，成立跨流派的佛教联盟，名为佛光慈济基金会，以教化世人和行善为途径，赋以佛教适合时代发展的新内涵，同舟共济，复兴佛教。
基金会宗风：1、八宗兼弘，僧信共有；2、集体创作，尊重包容；3、学行弘修，民主行事；4、六和教团，四众平等；5、政教世法，和而不流；6、传统现代，相互融和；7、国际交流，同体共生；8、人间佛教，佛光净土。
基金会宗旨：1、以教育培养人才；2、以文化弘扬佛法；3、以慈善福利社会；4、以共修净化人心。
基金会信条：1、给人信心；2、给人欢喜；3、给人希望；4、给人方便。
基金会终极目标：1、提倡人间佛教；2、建设佛光净土；3、建设四众教团；4、促进普世和慈。
基金会四句偈语：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净禅戒行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基金会中短期目标：1、建立现代教团：两序有级，僧信四众。事业基础，文化教育。
2、发展国际佛教：佛光协会，跨国道场。国际会议，宗派交流。
3、阐扬人间佛教：生活法语，人生礼仪。家庭佛法，社会运用。
4、促进两岸交流：平等共尊，和平共荣。佛教为缘，融和为本。
两人探讨完毕，遂召集静安寺众位高僧进行商讨。众位高僧对诸葛斌的这一提议非常认可，纷纷称赞此乃佛门的及时雨，并为提案内容积极献言进策。在众僧的补充下，诸葛斌的提议愈加完善。
会后，元德大师兴奋地拉着诸葛斌到电话室，认真仔细地向五台宗宗主汇报了起来。
正为复兴宗门而苦恼的元明大师一听，只觉得天降甘霖，当即在电话中向元德二人表示，五台宗上下全力支持这一提议，并且他本人会在短期内，尽快联系其他佛门大师进行初步磋商，待有大致结果，即刻召开佛门大会，正式商讨此事。
在电话中，元明大师向诸葛斌先是庄重地感谢，然后他慎重地问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元慧师弟，你认为政府方面会如何看待这件事情？搞个不好，政府又对佛门大兴鞭挞，师兄我成为佛门罪人不要紧，还连累五台宗，甚而整个佛门。这件事不得不慎重啊！”
元明大师实在被文革搞怕了，就连以他激进、不惧一切的性子，也不得不成为惊弓之鸟。从这件事上，他看出自家小师弟极具大智慧，又有强烈的军政家庭背景，消息来源比较及时和可靠，所以他非常想听听诸葛斌的判断。
诸葛斌非常认真地回道：“宗主师兄，您放心，据我所知，党中央于前两年下发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平反决议，这几年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凡。这个平反决议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宗教界，但是高层已有人为此发话，相信不久后就会展开宗教领域的平反工作。在这个大形势下，只要我们的提议有助于政府，必将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
他说的文件，乃是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作了彻底否定的结论。这使一切冤假错案的平反有了可靠的依据。
六中全会以后，中央继续落实了台属政策、宗教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等等。此外，还实事求是地复查和纠正了30年代、40年代的肃反扩大化问题、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等等。
到1985年，全国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经中共中央批准平反的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有30多件，全国共平反纠正了约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无故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
电话另一头的元明大师闻言连声唱喏，高呼“阿弥陀佛”。有了小师弟肯定的回答，元明大师的劲头更足了，他连之前想与诸葛斌好好交流先天之境的打算都抛之脑后，在交待了元德大师一声，要他立即派人把诸葛斌设想的详细方案紧急送到五台山，遂匆匆挂断电话，和宗门长老通报此事去了。
当天回到家后，诸葛斌把这一方案的精髓以及核心内容跟爷爷诸葛林详细道出。
作为上海市主管文化、教育、宗教这一块的副市长，诸葛林对宗教界目前的处境非常清楚，他对诸葛斌提案中佛教走出国门、慈善济世的想法深以为然。于是，爷孙俩在书房整整讨论了三个小时，要不是刘宝珠来赶着诸葛斌去睡觉，意犹未尽的他们还会继续讨论下去。
在诸葛斌有意识地启发下，经过两天深层次的思索，诸葛林整理出一份很有分量的报告，题为《论佛教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作用以及发展方略》，明确提出佛教为党所用、为民众所用、为中华所用的口号以及具体的行动方针、举措。他几度改稿，认为自己满意为止后，拿给诸葛斌过目，让其多多提意见。
看到爷爷的报告后，诸葛斌心下暗笑，果然没有白费自己一番心思，爷爷很上道，明白这个事情的重要性、战略性。他相信，这份报告一旦递上去，必会引起中央决策层的重视，对爷爷的仕途也必定有所助力。
由于爷孙俩讨论得足够深入，诸葛斌在进行相关表述时，也非常直白，所以这份很有深度的报告比较完美。在诸葛斌提了一两点小建议后，诸葛林很快最终定稿。
为了慎重起见，同时也是为了遵守组织原则，诸葛林先把这份报告送给上海市委书记夏星忠过目。
夏星忠，汉族，浙江杭州人，生于1924年，父亲乃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母亲亦为进步人士。他自1941年起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194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电机系。上海解放后，历任上海纺织厂一厂副工程师、工务科科长兼动力车间主任、厂党支部书记、第一副厂长，上海化工一厂第一副厂长，一机部上海第一设计分局专业科科长。1953年赴苏联莫斯科列宁汽车厂实习。
1954年回国后，任沈阳第二汽车制造厂动力处副处长、副总动力师、动力分厂厂长。
1961年后任一机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一机部广州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代理党委书记，一机部外事局副局长、局长。
1979年后，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成员。
1981年后，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电子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
1984年，任上海市市长、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
1985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
1982年9月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夏书记平时对诸葛林的印象非常不错。在收到这份报告后，他当着诸葛林的面，在办公室认真地阅读起来，看到关键处，还不时地用铅笔圈圈写写。
最后，他对诸葛林说：“诸葛林同志，你这份报告写得非常好，很有建设性，可行性也非常不错。我提了几点建议，你回去后再改改，回头我再联名签署，上报中央。你不介意我从中分些功劳吧？”说到最后，一直脸色严肃的他不禁笑了起来，边笑着把报告递给诸葛林。
诸葛林连忙起身接过报告，高兴地答道：“夏书记，哪里的话？您肯在上面联署，那是最好不过的事情。我立马回去按您的意见再度修改下，尽快递交中央。”说完，他再和夏书记聊了几句，就会办公室改稿去了。
诸葛林深知，这位夏书记嘴上虽然说着分功劳，但是真实的情况是，却是夏树基为了爱护自己，帮他保驾护航呢。
那个年代，中央顾问委员要地位超然，涉及到国家层面的重要决策都有征询他们的意见。中央顾问委员里面还是有一些老顽固的，虽然退位了，但是其影响力仍在，要是他们稍微对这个报告歪歪嘴，诸葛林的仕途就到头了。
有了背景深厚且仕途长期看好的夏书记联名签署，可就不一样了，只要不是过于荒谬，稍具政治头脑的人都不会横加刁难，乱加指责，顶多就是将报告束之高阁，不予采纳。除此之外，这份报告也会引起决策层的高度重视，不会当作一般性的报告来对待。
回到办公室后，诸葛林翻开报告一看，发现夏书记对自己报告修改的地方不涉及整体方案的框架性，只是在某些提法上略有更改，虽不多，但是个别地方非常重要，说辞、提法不同，但是效果就大不一样。
诸葛林对夏书记的政治敏感性佩服之余，仔细地修改起报告来。将报告修改好并重新誊抄一份，他于第二天再次前往夏书记办公室。
夏书记仔细看了看这份修改后的报告，不停地点头，从神态上看，他非常满意。一看完，他就拿起桌子上的铅笔，认真地签上自己的名字。递回报告时，他说：“诸葛同志，即刻发出吧。”
诸葛林自是应下，随即恭敬地告退。然后，他亲自将这份报告通过保密渠道发出。
党中央在收到这份报告后，非常重视，几位重量级领导传阅并批示他们的意见后，递交给中央顾问委员会进行讨论。由于这份报告从利国利民角度出发，站在政治文化上的制高点，非常具有前瞻性，除了个别委员有不同的意见外，绝大多数委员一致赞同报告中的一件，并建议中央立即出台政策，予以明确支持。
党中央随即将报告批示发回上海市委，要求上海市先建立试点，摸着石头过河，并给予充分的政策支持；待条件成熟时，国家层面再出台明确的政策，至全国。上海市委收到中央的正面回复后，遂展开了一系列宗教文化层面的动作，此乃后话，略过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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