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何旭被手机震醒。
他侧躺在床上，抬手摸到床头柜上的手机，眯着眼看了一眼屏幕，NOVA的群聊里已经刷了几十条消息。
杨胜发了一张自拍，七个人挤在机场的候机室里，背景是一排透明的落地窗，外面是洛杉矶早晨灰蓝色的天空。
每个人都穿着便装，有人在喝咖啡，有人在低头看手机，李不凡对着镜头比了个耶。
配文是：“何老师，我们上飞机了，下次见。”
后面跟了一串消息。
江洋的“何老师你要照顾好自己”；
李不凡的“何旭哥我们等你回国”；
陆一鸣的“何老师谢谢你这几天的照顾”；
宋应文的“注意身体”；
王亦君难得发了一条“保重”；
祁绪楠只发了一个句号。
何旭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几秒，然后锁了屏，把手机翻了个面扣在床头柜上。
他没有去送。
理由很简单，脸颊上虽然已经不太明显了，但仔细看还是能看出淡淡的红痕。
他不想让那些小孩看到他这副样子，更不想在他们走之前还要解释一遍“我没事”。
他躺在床上又赖了一会儿，然后翻了个身坐起来。
胃里还是有点闷，但已经不怎么疼了。
他活动了一下脖子，骨节发出两声轻微的咔嗒声，然后下床洗漱。
走到客厅的时候，江言白已经坐在餐桌前面了，面前摊着一杯咖啡，手里拿着手机在翻什么。
听到脚步声他抬起头，目光在何旭脸上停了一瞬，然后收回来，语气很平淡：“NOVA走了？”
“刚走。”
“你没去送。”
“没去。”
江言白没有追问。
他低头喝了一口咖啡，然后拿起旁边那碗还盖着盖子的面条推了过去：“Marco新学的中餐，说给你换换口味，还热着，先吃。”
何旭在他对面坐下来，揭开碗盖。
阳春面，汤底清澈，细面齐整，汤上浮着油光与葱花。
他舀了一勺面汤进嘴里。
汤顺着喉咙滑下去，胃里没什么不适的反应。
他安静地吃了一会儿，然后开口：“昨天晚上的事……”
“翻篇了。”江言白打断他。
何旭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江言白靠在椅背上，目光落在他脸上，表情看不出什么特别的情绪：“你打也打了，哭也哭了，闹也闹完了。翻篇了。”
何旭沉默了一下：“……我昨天晚上那些话确实不该说。”
“我说了翻篇了。”江言白把咖啡杯放下，站起来走到水池边，背对着他，“你今天下午还有课吧？Ian那边，你打算怎么弄？”
何旭低头看着碗里剩下那半碗粥：“照常上，朴秀英说了课在我走之前都照常。”
“那你走之后呢？”
“再说吧。”
江言白偏过头看了他一眼。
何旭的表情看起来很平静，像是对这件事已经认了，接受了朴秀英的安排，准备把最后几周的课好好上完，然后回国，把Ian的事留在洛杉矶。
但江言白认识他六年了。
何旭从来不会“算了”。
他只是不在别人面前较劲。
江言白转回去，继续洗手里的杯子：“行，你自己看着办。需要我帮忙就说。”
何旭“嗯”了一声，低头把剩下半碗面吃完了。
——
接下来的几天，何旭表面上看起来和之前没什么两样。
下午三点，他准时出现在舞蹈室。Ian已经能在门口等他了——不再缩在墙角，而是站在门边，听到脚步声就把门推开一条缝。
何旭到了之后，两个人之间也没有什么多余的寒暄，最多就是一句“来了”和一声极轻的“嗯”。
课程的内容照常推进。
何旭把编舞的节奏放慢了一些，不再急着教新动作，而是把之前那些基础动作一遍一遍地磨——转身的角度、重心转移的时机、手臂的轨迹。
Ian跳得越来越好，越来越顺，何旭偶尔会停下来多看两秒，然后说一句“再来一遍”。
朴秀英依然坐在那把折叠椅上，咖啡杯放在扶手上，目光落在两个人身上。
何旭能感觉到那道目光的重量和之前不太一样了——比之前多了一层确认的意味，像是在观察他是不是真的把那天的话放下了。
何旭也确实装得很像。
他不再提“跟我走”的事，不再单独跟Ian说任何关于离开的话题，课结束之后收拾东西就走，最多在门口和朴秀英点个头。
看起来就是一个准备在几周之后结束工作、回国继续过自己日子的普通老师。
但每天晚上回到住处之后，他的手机几乎没有停过。
先是打给国内。
伴星的老同事大周，以前跟他一起编舞的老袁和阿kun，还有一个在圈内做艺人经纪多年的朋友老赵。
何旭没有跟他们说具体什么事，只是问了几个问题——
“国内给外籍未成年人办长期签证需要什么材料”“有没有认识做特殊教育对接的机构”“如果要带一个未成年孩子来中国待一段时间，最快要多久能办下来”。
大周在电话那头愣了半天，问他“你问这个干什么”，何旭说“帮一个朋友问的”，大周也没多想，把自己知道的信息零零碎碎地凑了一遍。
老袁那边倒是给了个更具体的答案，说认识一个做国际教育咨询的人，可以帮忙牵线。
何旭记下了那个号码，第二天一早就打了过去。
对方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姓顾，在国内做跨境教育咨询做了十几年，专门对接外籍家庭在华入学和长期居留的事务。
何旭跟她聊了将近一个小时，从签证类别问到监护人安排，从国际学校入学条件问到自闭症谱系儿童在国内的康复资源。
顾女士问了他一句“孩子的情况大概是什么程度”，何旭没有回避，如实说了。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然后她说了一句让何旭松了一口气的话：
“这种程度的孩子我们接过几个案例，不算最难处理的。关键是监护人这边的手续要齐全，还有就是孩子本人的适应期要有人全程陪着。”
何旭把那些信息记在一个笔记本上——他有记笔记的习惯，以前编舞的时候用，现在却用来整理这些零碎的信息。
挂了电话之后，他翻到第二页，把之前已经整理好的东西又核对了一遍。
比如，朴秀英的家庭构成——她那个已经离婚的前夫现在住在西雅图，再婚之后跟朴秀英基本没有来往。
她没有其他子女，直系亲属里只有一个住在首尔的姐姐，但朴秀英从来没有提过那个姐姐——何旭查到的信息显示她们已经很多年没有联系过了。
也就是说，朴秀英在洛杉矶是独自带着Ian生活的。
她接一些配音和音乐制作的零散工作，加上以前工作的积蓄和歌曲版权，经济状况算不上拮据，但也说不上特别富裕——毕竟想要养育一个需要时刻看护的孩子开销可不小。
何旭盯着那页纸看了很久，然后把笔记本合上，放回床头柜的抽屉里。
他有新的考虑——如果不能把Ian带走，那就把朴秀英一起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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