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前一段时间对世界宗教、哲学的深入研究以及与元德大师的探讨，诸葛斌认为，如果要实现自己复兴中华名族的伟大梦想，防止由于经济改革带来的整体社会右倾化，则必须借助宗教的魅力，以其为支点，通过适度改造儒家、佛道核心，重新包装成现代理论，占领思想、文化上的至高点，从而引领中国社会的发展。
经过一番深思熟悉，诸葛斌认为佛教最合适承担这一历史使命，不过现在的佛教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加以变通和改造，才能更具生命力，才能成为中国民众的心灵归宿，进而带动起整个中华文明的向外传播。他认为佛教具有如下诸多功能。
一是在中国关键的转型时期，佛教为信仰者提供终极关怀模式。世人寻求终极关怀的渴望是普世一致的，中国也不例外。尤其是当下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历史转型时期，伴随着旧有观念的式微和社会行为的失范。社会急剧变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金钱至上、金强万能”口号的拜金主义、官员贪腐现象已渐露苗头，使人茫然无从。旧有的价值观无法再维持下去，生活变得不可思议，难以捉摸和无法理解，导致人心理感受的紊乱。痛苦与欢乐并存，希望与焦虑共在。
人们迫切需要寻找一种新的价值观，迫切需要一种安定感，保障感，救赎感和升华感，以期在变中寻找不变，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础。佛教在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以及广泛的信众基础，很自然地可以作为当下国人的信仰选择之一，而且是最重要的选择，选择佛教作为世人终极关怀的模式，安身立命的基础，从而找到自己精神的根基。
近现代中国在对宗教的看法上继承了古代的传统，并有所强化。五四运动时期科学民主口号的提出以及20世纪20年代的非宗教运动，表明了中国人对于现实社会的特殊关怀而完全拒绝对于终极的关怀。建国后，又开展了经常性的无神论教育，宗教被当作批判的对象，她被认为是与科学背道而驰的，是过时的有利于敌人的谬论。
但这种观点并没有被实践所证实，相反，认为宗教与科学不矛盾的思想与日俱增。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人们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痛苦经历，逐渐认识到光有科学并不能消除人类的苦难，没有信仰和伦理制约的科学有时反而充当了害人的工具。痛苦的经验教会人们思考，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之梦不再存在，“理性次序”已经破产，人们终于认清了自己脚下的颤动的大地，又重新开始举目上苍。
19世纪的尼采曾高喊“上帝死了”，但是，事实告诉人们，直到现在，在世界范围内，宗教不仅没有死，反而有了更强大的生命力。黑格尔曾用正反合三阶段来归纳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在世界范围内，宗教经过了中世纪的极盛期和近代的科学称霸宗教遭到某种排斥的时期，将进入宗教与科学及文化相融合的时期。近现代有很多举世闻名的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大都是虔诚的宗教信徒足以说明这一论点。
在当代中国社会，物质文明正在起步发展，但精神文明的进步相对落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日渐深入，社会大众追逐物质的欲望日益增加，对精神的追求一再陷入低谷。这种现象是对文革年代对精神力量的过分夸大的反拨，但却走入了矫枉过正的另一个极端，需要再来一次反拨：过分夸大物质的作用，高喊“金钱万能”，而否定一切精神追求，必然使社会陷入分裂动乱，人心陷入空虚颓废，道德体系全面崩溃，腐败现象屡禁不止——最终阻碍现代化转型的顺利实现。
事实上，精神的力量从来也没有真正消失过。它虽然被迫不断地边缘化，但总是在顽强地坚守自己最后的阵地。在物欲横流的时代里，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保持着对精神超越的追求。佛教信奉的“普渡众生”、因果报应、博爱、仁爱等精神，与人们对精神超越的追求是一脉相承，交相辉映的。人们在佛教中，能完成自己的道德追求和精神升华，并使之有根有基。
二是佛教为当代社会提供伦理和精神模式。诸葛斌首先肯定了经济转型的正面意义，因为计划经济模式只能导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停滞不前。市场经济克服了计划经济的种种缺点，它是现阶段取得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佳模式。市场经济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和思路，为人们提供了新的公正，理性，求新，效率的价值观。
但同时也应看到，市场经济也存在着缺陷，它往往激起人们的利己心，竞争心和贪心，导致腐败和各种丑恶现象层出不穷，屡禁不止，加增了人性中本来就有的恶的因素，同时又加剧了本已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阻碍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同时给社会带来种种不安定的因素。
佛教教义中天然含有诸多符合东方思想的伦理观念，比如平等观念、克己观念和慈悲利他的观念。而这种伦理思想又能推动世俗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不仅仅是市场经济，还必须建立在合理、有序的社会伦理之上，这种伦理对市场经济乃至整个社会起到规范作用。人们以忘我的职业劳动和节俭的生活态度来体现自己的信仰和伦理，并且把劳动的成果理解为上帝对自己的恩惠，自己应该回报社会，并以感恩之心辛勤工作，而不是将劳动成果坐吃山空或挥霍殆尽。
在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基督教新教伦理就形成了最初的资本主义精神，促成了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形成和发展。这点对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佛教这些伦理思想对现代社会有着良好的教导意义，尤其是对公民道德建设方面，有着积极作用。人类精神文明是不断发展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应当是在古代精神文明的基础之上进行。为了这种文明的建设应当吸收古代文化中有价值或有意义的成份。其中，吸取佛教伦理思想至少可以发挥以下三个方面的作用：其一，继续提倡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在改革开放这一国策下，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渐渐提高。在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人们的思想也随之变化。在金钱、个人福利的刺激下，人心思变，人们不再追求人民服务的宗旨，而是转化为个人、为家庭谋利，尤其是政府官员的转变最为彻底。改革开放时间才短短几年，侵吞国有资产、官员腐败、权钱交易的新闻报道屡见不鲜。
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加强正面的思想教育当然是政府主管部门主要的应对之策。但也应当辅以其他手法。如佛教的伦理思想就能起到一些正面的思想教育。如许多佛教信徒或受佛教影响较大的人都能自觉用佛教的克己精神待人。在遇到自己与他人利益或民众利益相矛盾时，多能本着佛教的“利他”精神而先人后己，为他人或为社会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其二，提倡自觉遵纪守法、严于律己。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都存在个人欲望与社会秩序或他人利益相冲突的情况。要想社会秩序不被破坏，人们的合法权益应受到尊重和保护，每一个人都应该对于自己的欲望有所克制，要受一定的社会法纪管束，也要受一定的伦理观念制约。在佛教伦理思想中一贯认为，在爱国的前提才能更好地爱教，只有在做一位合格公民的前提下，才算是一位合格的佛教徒。国家法律与佛教戒律其精神都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重要的是，能不能自觉地去实践。佛教伦理思想中“克已”观念就强调人的自觉性和主观能动力，对自觉遵纪守法、严于律己均取到积极作用。
其三，追求理想中的至善境界，维持社会安宁。人活着不能没有追求和理想。可是，在当今社会中，不少传统意识形态模式被打破。一些固有的伦理道德、行为规范的意义被重新估价，人们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不少人茫然不知所措；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则失去了对理想的追求，从而打破了社会原有秩序。佛教的伦理思想是传统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教导我们人应该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有理想才有奋斗目标，有就是对自我生命的定位。
佛教伦理思想在古代是起着规范教徒行为的作用。在规范他们行为的同时，佛陀也向弟子们许诺，如果按照这种行为规范去做，将达到一种至善的境界。在当今佛教的伦理思想不仅依然对教徒起着这种作用，而且对一般信众也起到类似的作用。也就是说，佛教的伦理规范不仅局限于佛教僧团内部，而是对广大民众产生深远影响。
三是为当代社会提供一种深度的人生模式。
改革开放伊始，以肤浅，流行和时尚为特点的大众文化日益壮大，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表现在：流行歌曲和麻将方兴未艾，荒谬迷信，胡编乱写的小说大量出现。带有色情的娱乐场所逐渐泛滥，毒品有蔓延之势。可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就这样，生活被简化为疯狂娱乐，人生退化为及时享受，生命沦落为盲目冲动，行为愈来愈短期化。所有这些表明在传统社会人生模式衰落后，社会整体的无所适从。
与此相反，佛教则提倡一种深度的人生模式。佛教经典从头至尾宣示了人的失落，人的苦难，人的被赎，人的回归这部人的历史，在人的历史背后响彻了佛陀的召唤的声音。在博大精深的佛陀面前，世人会感到宇宙的深邃，人生的神秘。世人会用更严肃的眼光来面对自己，重新坚定自己的步伐。
佛教深度人生模式的基础建立在佛祖身上。佛祖既是神，又是人；既是人，又是神。他在世的事业表明了一个真正的人所应该走的道路，他的自我牺牲和舍己为人，救赎了信者，也感动了无数的人们，成为他们生活的榜样。
在社会转型时期，古老而伟大的中华民族在走向现代化和走向世界的时候，再次与同样古老而伟大的佛教相遇。两者都会有新鲜，独特，似曾相识的感觉，两者将在交流中走向理解和融合，从而产生一种新的文化，新的道德观念，新的社会风尚，新的精神风貌，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安宁，稳定，崇高，繁荣，和谐，可持续和全面的发展。
中国在自身建立良好精神文明的同时，也必须向世界输出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像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正在全球范围进行的“普世价值观”输出战略一样，隐蔽地推行中国式价值观，在全球范围扩大影响力，从而先声夺人，让中国重新屹立在世界之巅，回归为世界的中心，引领世界潮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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