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前一晚，营房里的灯亮着，七个人各做各的事，没有人在整理装备。装备早就检查过了，一遍，两遍，三遍。战术背心、弹匣、匕首、通信设备、急救包。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领域里做到了万无一失。营房里很安静，安静到能听见日光灯管的电流声，嗡嗡的，像有什么东西在远处飞。
严铮坐在床边，手里擦着一把军刀。刀身不长，刃口磨得发亮，在灯下泛着冷光。这是他入伍第一年发的，跟了他很多年，刀柄上的缠绳换过好几次，颜色从军绿换成了深褐，汗渍浸透了每一寸纤维。他擦得很慢，刀身上没有灰，但他还是反复地擦，像在擦一面不会反光的镜子。
“都给我活着回来。”他说。
声音不大，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没有人接话，没有人说“队长你也是”，没有人说“一定”。
他们都听过太多次这句话，每一次任务之前严铮都会说，每一次他们都活着回来了。但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接话。
也许是因为这一次的任务简报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厚，也许是因为对方有雇佣军，也许是因为人质数量太多，也许是因为他们要在敌后孤军作战。也许什么都不是，就是直觉。
江牧坐在战术板前面，手里拿着笔，在那张他已经画过无数遍的行动路线上又添了几笔。
他的笔迹工整，线条笔直，每一个标记都清清楚楚。他是从信息对抗部队转过来的，做事的风格和战斗部队不一样，他不靠直觉，靠数据、靠推演、靠把每一种可能性都列出来、算清楚、然后选最优解。他画完最后一笔，放下笔。
“老规矩。谁回不来，其他人替他照顾家里人。”
他的声音和平时一样平，和他的战术板一样，没有一丝多余的情绪。但在座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不是在说“如果”，他是在说“万一”。
利剑小队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以前的每一次任务，江牧从来不说“谁回不来”，他说的是“谁掉队了其他人拉一把”。今天他说了。
贺兰山靠在墙角，手里没拿东西。他不擦枪，他的枪已经擦过了，擦了三遍。他不看战术板，他的路线已经记在脑子里了。他什么都不做，只是靠在那里，眼睛看着对面的白墙，墙面上的漆起了一层皮，卷起来，像一张正在开口说话的嘴。
“我家里没人，不用照顾。”他说。
声音不大，闷闷的，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他说的是真的，他家在大凉山深处，母亲不在了，父亲也不在了，没有什么亲戚需要照顾。
他把部队当家，把利剑小队的每一个人当成家人。他不说，但所有人都知道。
赵小军坐在行军床上，手里拿着一包压缩饼干，撕开了没吃。他把饼干掰成两半，一半放回去装进口袋里，另一半拿在手里掰成更小的块。
他低着头，看着手里那些碎屑，不知道在想什么。过了一会儿他把那些碎屑倒进嘴里，嚼了几下，咽下去，拍了拍手上的渣。
“我家里有我妈，你们可得帮我看好了。”
他笑着说。笑的时候眼睛亮亮的，和平时一样，像个孩子。但那个笑容底下薄薄的、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的东西在撑着，不是怕，是不舍得。
他舍不得他妈，舍不得他还没开的诊所，舍不得那些他以为还有很多很多的日子。他不说，但他笑的时候比平时多用了力。彼时，他刚过完二十二岁生日。
凌霜坐在窗前，狙击枪拆开了放在膝盖上，枪管、枪机、瞄准镜，一件一件地擦。她的动作很慢，比平时慢很多，擦完一遍又擦一遍，枪管上本来就没有灰，她还是擦。
她擦的不是枪，是时间。把时间擦慢一点，把出发的时刻往后推一点。她不会说这种话，她从来不说这种话，她的沉默就是她的话，她的狙击枪就是她的嘴。
她有瞄准镜里看到的世界，十字线把远方拉近，把敌人放大，把生死变成准星与扳机之间的一线距离。
周远蹲在地上，面前是一台拆开的单兵电台，天线、电池、主板，螺丝散了一地。他用螺丝刀拧紧每一个接口，把每一根线头都重新压了一遍，然后装上电池，开机，指示灯亮了，绿色的。收，发，正常。关机，拆开，再检查一遍。
“信号我保证没问题。”他说，头也没抬。他的声音和平时一样，带着那种“你们放心交给我”的笃定。
但他拆装电台的次数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多，他的手比平时更快，快到他需要用更多的重复来确认自己没有漏掉任何一根线头。他是在跟自己确认。
萧栖宁坐在床边，手里什么都没拿。她的装备已经检查过了，枪已经擦过了，战术背心已经穿过了，尺码合适，插板已经装好。
她不需要再做什么，只需要坐在那里，看着他们每一个人。严铮擦刀，江牧画线，贺兰山看墙，赵小军吃饼干，凌霜擦枪，周远拆电台。
她把他们的脸一个一个地看过去，把他们此刻的表情、姿态、声音，刻进脑子里。不是怕忘记，是怕再也看不到。
后来她知道，这些画面不是刻在脑子里的，是刻在骨头上的。夜深了，营房里的灯还亮着。
没有人催着关灯，没有人说该睡了。明天凌晨四点出发，直升机把他们投送到目标区域后方。
任务简报上的情报写着对方有雇佣军，策应部队会在预定位置接应，但不保证准时，因为那是在境外。他们要靠自己。
严铮把军刀插回刀鞘，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睡了。”
他没有说晚安，没有说好梦，他知道今晚没有人会做美梦。他关了灯。黑暗中，有人翻了个身，有人深呼吸了一次，有人一动不动。
赵小军的声音从黑暗中传过来，很轻，轻到像怕吵醒谁。
“栖宁姐，你睡了吗？”
萧栖宁闭着眼睛。“睡了。”
“睡着的人不会说话。”
“我在做梦。梦到你在说话。”
赵小军笑了一声，声音闷在被子里。“栖宁姐，你说我们会一直在一起的对吧。”
萧栖宁没有回答。她睁着眼睛看着黑暗中的天花板。她不知道。她从来不知道。她不是不想回答，是怕回答错了。她说“会”，万一不会呢？她说“不会”，万一她错了呢。所以她沉默。
赵小军等了一会儿，没有等到回答。他不知道该不该再问，翻了个身，把被子拉上来盖住脸。
“会的。”萧栖宁说。
赵小军在黑暗中没有说话。他不知道她是真的说了，还是他在梦里听到了。
第二天凌晨四点，集合哨响了。七个人从床上弹起来，穿装备，领弹药，登机。直升机桨叶的轰鸣声很大，大到他们听不清彼此说话。
萧栖宁看着舱门外的天，灰蓝色的，没有星星。
赵小军坐在她对面，冲她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在晨光中，像一枚还没升起的太阳，温暖、明亮、不刺眼。她也笑了一下。不是嘴角动了一下，是笑了。赵小军愣了一下，然后笑得更大了。
“栖宁姐，你笑起来真好看。”他的声音被桨叶声吞掉了大半，但萧栖宁读出了他的口型。她没有再笑。
直升机飞过边境线，飞过密林，飞过河流，飞向他们再也回不来的地方。她不知道那是最后一次看到赵小军的笑，她以为还会有很多次。
她后来再也没有笑过。不是不会笑了，是笑的那个人不在了，她不知道还能笑给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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