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详尽的供述，让某些人坐不住了。
此人正是当年新城分局副局长冯志明。
他心里很清楚呼格案当年是如何定案的。
如今真凶出现，他该如何应对？
他竟然利用职权之便，单独提审了赵志红。
这显然违反司法程序。
此事很快引起市局领导重视，赵志红随即被转移关押，看管民警也换成了武警。
后来多位呼和浩特政法系统干部透露，冯志明对外始终声称呼格案没有办错，认为赵志红在说谎。
但实际上，冯志明心里明白自己当年制造了冤案。
他之所以单独提审赵志红，正是为了掩盖真相。
显然，赵志红交代的版本，远比警方当年获取的呼格口供更加详细、可信。
随后，警方带赵志红指认现场。
2005年10月30日，赵志红领着警察左钻右绕，极力回忆当年的场景。
虽然那座公厕多年前已被拆除，原址早已盖起楼群，赵志红仍在楼群拐角处准确指认出了“4·9案”的具体位置。
赵志红交代“4·9案”系他所为，而非呼格吉勒图后，相关部门是怎么做的呢？
他们立刻封存了十年前呼格案的全部卷宗，除呼格的部分口供外，其余均被列为秘密。
原本保存在公安局的凶手精斑样本也离奇消失，导致无法通过DNA快速认定赵志红就是真凶。
换句话说，已经拿不出足够证据来洗刷呼格的冤屈。
赵志红对“4·9案”的描述极为细致，除了真凶，旁人不可能知道。
比如他穿的传送带改制鞋，当年必定会留下足迹，这一点本应容易确认，可当年却没有提取现场足迹。
他对受害者的年龄、身高、体重、发型、穿着描述都非常准确，还有厕所的方位、内部结构、掐脖子的方式、尸体摆放位置等等。
如果赵志红不是凶手，他不可能知道这些。
2005年12月16日《内蒙古法制报》和12月29日《北方新报》，分别报道了赵志红案侦破始末及其“杀人恶魔的心路历程”。
两篇文章都提到，1996年夏季的一天，在呼和浩特赛罕区一座公厕内，赵志红强奸并杀害了一名女青年。
报道一出，激起千层浪。
最先得到消息的，是呼格的表哥哈达。
虽然事情已过去近十年，哈达仍难掩激动。
他始终坚信，胆小老实的表弟绝不会杀人，他是无辜的。
当时呼格的父亲李三仁正在做胆结石切除手术，哈达没敢惊动家人。
直到11月5日李三仁康复出院后，哈达才把消息一点点告诉全家人。
本已渐趋平静的家庭，再次陷入悲愤之中。
从案件整体来看，呼格被认定为凶手明显证据不足，可惜人已经不在了。
但此时又无法百分之百确定赵志红就是真凶，因为只有他的口供，没有铁证。
前文已经提到，能进行DNA鉴定的关键证物离奇丢失。
如果还在，与赵志红一比对，真相自然大白。
因为不能排除赵志红为了多活一段时间，故意把“4·9案”揽到自己身上。
只要案件一天查不清，他就能多活一天。
但谁都知道，一案不可能出现两个真凶。
那么呼格家人会怎么做呢？
李三仁与尚爱云得知有机会为儿子翻案后，开始四处奔走。
后经人介绍，他们找到内蒙古合阳律师事务所主任何绥生。
何绥生自认能力有限，难以提供有效帮助，便将他们推荐给了新华社内蒙古分社高级记者汤计——正是前文提到的那位为呼格翻案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记者。
汤计1989年从新华社山西分社调至内蒙古分社，负责政治与政法领域的报道。
内蒙古高院、公安厅与政法委相距不远，汤计当时单身，闲暇时常去串门聊天。
许多局长、厅长、书记尚在基层时，便与他相识。
从业二十年，汤计写过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牛玉儒，后者成为全国学习的典范人物；也写过恶警李建华，报道直接导致李建华被判刑17年，相关领导受到处分。
在内蒙古新闻界，汤计因为人正直而广受好评。
汤计看到老实淳朴的李三仁夫妇，便知道他们并非无理取闹之人。
他致电公安局副局长郝峰核实，对方承认有赵志红案，但再问便不肯多言。
汤计随后向分社申报选题，并安排记者前往案发地调查采访。
2005年11月23日，汤计完成第一篇内参《内蒙古一死刑犯父母呼吁警方尽快澄清10年前的冤案》。
内参经信访部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司法系统层层上报，数位高层领导作出批示。
2006年3月，内蒙古政法委正式成立呼格案复查组，由政法委副书记担任组长，公检法各抽调一名处级干部，并从公安部请来测谎专家杨成勋、刑侦专家乌国庆。
不久便有人告知汤计，呼格案证据明显不足，实属冤案。
但政法委无权改判，须由自治区高院复查；经政法委与高院沟通后，双方共同成立复查组，再进入法律程序。
政法委形成调查结论后，汤计以为案件有望翻案，便未再追问。
然而事情迟迟没有进展。
原因在于，每次政法委召开呼格案会议以及法院接待呼格父母来访时，当年呼格案二审的审判长都在场。
见事情毫无进展，呼格父母准备进京寻求说法。
此时他们才发现，手中竟没有当年的判决书。
没有判决书，法院信访部门便不予受理。
直到2006年4月，母亲尚爱云才从法院拿到了二审判决书复印件。
5月24日，李三仁、尚爱云夫妇开始上访。
尚爱云晕车，一路呕吐不止。
到了北京后，他们住在六环外的上访人员聚居区，除了跑相关部门，就是在出租屋里翻阅法律书籍、收看法制节目、寻找一切与案件有关的信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翻案之中，日夜盼着奇迹出现。
从2006年5月24日首次进京上访，他们留下的火车票就有46张；仅2007年至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给他们的回执就有18张。
李三仁与尚爱云常年不是在上访，就是在前往上访的路上，身心俱疲。
从2006年到2014年，仅自治区高院立案一庭庭长包巴图就接待了他们95次。
上访期间，夫妻二人在呼和浩特中院先后见到三任院长。
直到2006年10月底，呼和浩特中院突然开庭审理赵志红案。
赵志红涉嫌10起命案，公诉机关却只起诉9起，偏偏漏掉了“4·9案”。
令人意外的是，赵志红当庭提出异议：“法官大人，不对啊，厕所那件事也是我干的，为什么不起诉？”
法庭一时语塞，只得中断审理。
其实控方的用意很明显：尽快将赵志红处决，便可了结一切。
但如果赵志红确为“4·9案”真凶，呼格便无疑是冤案。
2006年12月5日，赵志红在看守所里用手指写了一份声明书，恳请检察机关务必重视“4·9案”。
全文如下：
“尊敬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你们好。我是‘2·25’系列案杀人犯赵志红。我于2006年10月28日已经开庭审理完毕，其中1996年4月发生在呼和浩特公厕杀人案，不知何故公诉机关在庭审时只字未提。”
“因此案确实是我所为，且被害人已经死亡。”
“我在被捕之后，经过政府教育，在生命的尽头找回了做人的良知，复苏了人性，本着自己做事自己负责的态度，积极配合政府彻查自己的罪行。”
“现特向贵院申请派专人重新落实，彻查此案，还死者以公道，还冤者以清白，还法律以公正，还世人与明白，让我没有遗憾地面对自己生命的结束。”
“综上所述，希望此事能得到贵院领导关注，并予以批准，大力支持。特此申请，谢谢。落款：呼和浩特市第一看守所二中队十四号罪犯赵志红，2006年12月5日。”
12月8日，汤计得知此事后，深感问题严重，随即写出第二篇内参，指出内蒙古系列杀人案尚有一桩命案未予起诉，令人质疑。
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肖扬对此作出批示，原本已被押赴刑场准备执行死刑的赵志红被暂缓执行。
虽然暂时保住性命的不是什么英雄，也不是被冤的苦主，而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但这一变化在千钧一发之际，为呼格的翻案留下了希望。
当然，无论赵志红提交声明的动机是真心悔罪，还是意图借此多活几年，都已不重要。
重要的是，呼格案由此展开了长达八年的拉锯。
接下来看看这八年里发生了什么。
2007年12月20日，汤计将这份声明书复印件原样报送北京，引起相关部门关注。
汤计以为翻案在即。
然而2008年，因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及公检法系统领导层换届，呼格案陷入无人问津的状态。
三年后的2011年清明节，汤计组织分社电视台记者邹俭朴、林超制作专题片《15年冤案为何难昭雪》。
该片迅速走红网络，多家知名媒体跟进报道，呼格案成为网络热点。
2011年5月5日，汤计与青年记者林超又撰写了一篇舆情文章，题为《呼格案复查六年陷入僵局 网民期盼让真凶早日伏法》。
文章再次引发高层关注。
经最高人民法院批示，内蒙古高院首次组成由5名法官参加的呼格案复查组。
为排除法院内部消极因素干扰，复查组在宾馆租用办公室，最终认定呼格案证据不足，并将结论上报自治区党委；经党委同意后，又上报最高人民法院。
2011年11月28日，在舆论关注达到顶点之际，汤计完成第五篇内参，反映案件最新进展、媒体集体发声及网络舆情。
此举再次引发高层关注，中央有关部门从内蒙古调阅了呼格案卷宗。
又过了两年，2013年年初，内蒙古高院正式复查完呼格案，认定原审证据不足。
长期关注此案的刑侦专家乌国庆更是直言不讳，态度坚定地说，呼格绝非凶手。
一案不会有两凶，其中必有一个是冤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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