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五日。星期天。
萨科齐在巴黎召集的四国峰会成为欧洲人关注的焦点。他们终于开始认真面对自己后院里正在燃烧的大火。
大西洋的这一边也一样，因为情况没有一丝好转。
TARP法案通过了整整一周。华盛顿的政客们曾经以为，七千亿美元这个天文数字，至少能像一针强心剂一样，暂时稳住市场的信心，至少能稳住几天。
但市场用最残酷的方式告诉他们：你们搞错了。
公众的注意力，在短暂地被那场关于“契约精神”“油价杀手”和法国总统咆哮的热闹吸引之后，被迫回到了那个更本质、也更令人窒息的问题上——
法案通过了，钱批下来了，为什么什么都没变？
答案，其实早就有人给出了。
早在九月下旬，当TARP法案还在国会里被争论的时候，道格拉斯·戴蒙德、阿尼尔·卡什亚普、拉古拉姆·拉詹等一批研究银行与金融体系的经济学家，就已经公开提出了一个不同的思路：
与其把数千亿美元花在收购那些没人说得清值多少钱的坏资产上，不如让政府直接向银行注入资本。
九月底，格伦·哈伯德，小布什政府的前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也直言问题的根本在于银行缺乏资本，政府购买优先股，是比收购问题资产更直接、也更有效的办法。
索罗斯说得更加露骨：政府与其替银行接走坏账，不如直接资本化这些机构。
这些都不是无名之辈的空谈。戴蒙德是研究银行挤兑的权威，拉詹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哈伯德刚刚离开共和党政府不久。
但这些声音，始终停留在大学教室、报纸的评论版和金融政策圈里。
在华盛顿的权力走廊中，很少有真正掌握权力的人愿意把“财政部拿纳税人的钱买下银行的股份”这句话公开说出口。
因为只要换一个说法，它就会立刻变成另一个问题：
政府要不要“国有化”银行？
那太容易让任何一个民选政治人物沾上一身洗不掉的污水。
于是，在公开场合，人们仍旧谈论“清理问题资产”“恢复市场定价”和“让市场重新运转”。这些词足够专业，足够中性，也足够安全。至于那个更直接的办法，人人都看得见，却仿佛谁也不愿意第一个伸手去碰。
这就是美国公众面对的现实：法案通过了，但钱卡在了管道里。
华盛顿知道还有别的办法。
但没人愿意先说。
而约翰·麦凯恩，正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城里，面对几百个愤怒而绝望的选民。
伊利市的那场Town Hall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
问题五花八门——医保改革、退伍军人权益、能源政策、伊拉克撤军时间表。
但不管问题表面上是关于什么的，麦凯恩坐在那里，看着一张张从座位上站起来的脸，很快就意识到，所有问题后面藏着的其实是同一种东西。
恐惧，或者说不安。
他们发现自己的生活正在失控，而掌管这个国家的那些人似乎束手无策。
一个人担心自己的退休账户。
一个人担心公司裁员。
一个人担心银行突然收回贷款。
他们问医保，问油价，问战争，问华尔街，真正想知道的却是同一件事：
到底还有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
当一个失业的钢铁工人站起来问：“参议员，TARP法案通过一周了，为什么我的401(k)还在跌？”时，麦凯恩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给出了他在过去两周里已经重复了无数遍的答案——
“我们需要给法案时间来生效。财政部正在制定资产购买的具体方案。政府不会放任这场危机继续恶化。”
话说出口的时候，他甚至没有觉得哪里不对。
那套答案太熟练了，熟练到几乎不需要经过思考。
主持人已经准备叫下一位提问者，那个钢铁工人也点了一下头，重新坐回座位。
麦凯恩却还看着他，看着那个人低头整理自己膝盖上的外套，突然意识到，他刚才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财政部确实正在制定方案。
法案也确实需要时间。
政府当然不会公开宣布自己准备放任危机继续恶化。
没有一句是假话。
可也正因为如此，那几句话才让他胃里泛起一阵酸涩。
因为他比谁都清楚，一个政客最方便的逃避，并不是撒谎。
而是只说那些永远不会错、却什么也没有真正回答的话。
那个男人问的是：为什么我的钱还在消失？
而他回答的是：政府正在努力。
两句话之间隔着多远，他心里比谁都明白。
他知道那些经济学家说的是对的。
至少，他们提出的问题是对的。
“直接注资”或许才是真正有效的出路。政府也许最终必须绕过那些根本无法定价的坏资产，直接向银行补充资本。
他甚至在几天前才下定决心，不再按照幕僚写好的剧本走，不再每次到了真正危险的地方，就本能地退回那些经过民调、经过律师、经过竞选顾问反复检查的安全措辞里。
可当他真正坐在台上，面对着几百双眼睛的时候，二十六年参议院生涯锻造出来的肌肉记忆，还是在他意识到之前接管了他。
安全的措辞。
模棱两可的承诺。
不把任何一扇门彻底关上，也绝不主动走进任何一扇可能惹来麻烦的门。
他刚刚又做了一次。
而最令他难受的，是那几百个人里不会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只会觉得，这又是一个政治人物给出的正常答案。
也许那个钢铁工人甚至不会真的责怪他。
这反而让事情变得更糟。
两小时后，麦凯恩走出社区中心的后门。
十月初的宾夕法尼亚，傍晚的风已经带上了冬天的凉意。后门外等着一群记者，他们显然已经守了很久，在寒风里跺着脚。麦凯恩刚出现，几支话筒立刻越过前面的人递了过来。
他的新闻秘书南希上前半步，试图护着他快速走向停在路边的黑色SUV。
“参议员！”
一个记者的声音从人群里穿了出来，“市场还在暴跌，很多专家都在说TARP法案的设计有根本性问题——”
“参议员今天后面还有行程——”南希试图挡住。
但另一个声音很快压过了她：“参议员，有专家说政府直接向银行注资是更有效的办法，但保尔森部长似乎不敢这么做。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麦凯恩的脚步停了一下。
这个问题其实没有多尖锐，甚至完全在预案之中，有一整套标准话术可以应付。他听过比这更刁钻一百倍的问题。
戴维斯已经走到他身边。
“参议员，我们该上车了。”
他说得很轻，意思却很清楚——不要回答这个问题。
上车。
走人。
下一站还有活动。
麦凯恩看了戴维斯一眼，又看向停在几步之外的那辆黑色SUV。
司机已经把车门打开。车里温暖、安全，没有镜头，没有伸到脸前的话筒，也没有一个可能在十分钟后被剪进晚间新闻的问题。
只要再走几步，他就能坐进去。
南希会留下处理记者，戴维斯会在车里告诉他接下来的行程，而他可以把这个问题留给下一次，留给一个准备得更充分、更适合表态的场合。
比如周二的辩论。
到那时团队可以提前推演，经济顾问可以把每一种方案的利弊整理成几页纸，新闻组可以测试措辞，甚至可以提前猜到奥巴马最可能从哪个角度发动攻击。
这很合理，甚至可以说，这才是一个总统候选人应该做的事。
然后他想起了两个小时前那个钢铁工人坐回座位时的眼神。
那没有愤怒，但麦凯恩想他应该是失望的，“我知道你不会真正回答”的失望。
麦凯恩忽然意识到，自己又在替自己寻找下一次。
下一次再说。
等准备好了再说。
等场合合适了再说。
等不会犯错的时候再说。
几天前，在办公室里，他对着那份文件夹说过：“选民有权知道我是谁。哪怕他们知道之后，选择不投给我。”
那句话当时说得很好听。
好听到连他自己都信了。
可如果所谓“做回自己”，也必须等到风险被幕僚计算清楚、措辞被反复推敲、所有可能的攻击都提前准备好回应之后才敢发生，那么三天前那个深夜里的决定，到底算什么？
一个人在没人看见的时候对着墙壁发誓，并不困难，困难的是有人把话筒递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还认不认那句话。
麦凯恩已经走到了车门旁边，戴维斯的手还扶着门，再往前一步，他就可以结束这一切。
但麦凯恩没有上车。
他停下，然后转过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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