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4月，南京。
春日的秦淮河依然桨声灯影，但空气里已经没有了三个月前那种改天换地的热烈。临时政府的大总统孙中山已经辞去职务，清帝溥仪的退位诏书贴在街头巷尾，墨迹在江南的梅雨里渐渐晕开。一切都尘埃落定，又似乎一切才刚刚开始。
沈砚之站在陆军部招待所的窗前，望着街对面的总统府——现在应该叫前总统府了。那座中西合璧的建筑依然气派，但门口站岗的卫兵已经换成了北洋军的灰蓝色军服。三天前，孙中山从这里搬出，带着简单的行李，回到上海去了。
“沈团长，程将军来了。”
副官周文斌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沈砚之转过身，看见程振邦大步走进房间，军靴踏在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和三个月前相比，这位新军将领瘦了些，下巴上多了些胡茬，但眼睛依然锐利。
“程兄。”沈砚之迎上去。
“砚之，坐。”程振邦摆摆手，自己先在椅子上坐下，摘下军帽放在桌上，露出剃得发青的头皮。他看了看沈砚之，又看了看窗外，突然苦笑一声：“没想到，咱们在山海关流血拼命，最后换来的是这个结果。”
沈砚之沉默。他知道程振邦说的是什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北洋军控制了北方，而南方各省的革命军，现在面临着裁撤、整编的命运。
“孙中山先生临走前，我去见了他一面。”程振邦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支点上，深深吸了一口，“他说，为了顾全大局，为了国家统一，他必须让出这个位置。他还说，相信袁世凯能遵守《临时约法》，走共和之路。”
“程兄信吗？”
“我信个屁！”程振邦猛地一拍桌子，烟灰簌簌落下，“袁世凯是什么人？戊戌年他干了什么，你我都清楚！这种人，能信？”
沈砚之没说话。他走到桌边，给自己倒了杯茶。茶叶是南京本地的雨花茶，泡在水里，针状的叶片慢慢舒展开，像一支支碧绿的小剑。
“陆军部下午开会，说的就是裁军事宜。”程振邦的声音低了下来，“咱们这些从山海关带出来的兵，要整编成一个混成旅，归北洋军节制。你，我，还有下面那些兄弟，都要重新安排职务。”
“怎么安排？”
“你，”程振邦看着沈砚之，“去北京，陆军部任职，上校参议。我留在南京，混成旅旅长。下面的兄弟，愿意留下的，整编后军衔降一级。不愿意的，发三个月饷银，遣散回乡。”
沈砚之握着茶杯的手紧了紧。茶水在杯子里荡起细小的波纹。
“这是袁世凯的意思？”
“是陆军部，但谁不知道陆军部现在是段祺瑞说了算，段祺瑞听谁的？听袁世凯的。”程振邦掐灭烟头，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沈砚之，“这是明升暗降。把你调去北京，放在眼皮子底下看着。我留在南京，手里有点兵，但上头有北洋的人盯着。下面的兄弟，打散了重新编，用不了半年，山海关带出来的这支队伍，就姓袁不姓沈了。”
沈砚之慢慢喝了一口茶。茶水已经凉了，带着苦涩的回甘。
“程兄有什么打算？”
“我能有什么打算？”程振邦转过身，眼睛里全是血丝，“孙中山先生让我忍，黄兴先生让我忍，所有人都说，要顾全大局，不能再打仗了，老百姓经不起折腾了。我懂，我都懂。可是砚之，我心里憋得慌！”
他走到沈砚之面前，压低声音：“你知道昨天发生什么事吗？我手下一个营长，跟北洋军的人起了冲突，被人当街打断了一条腿！就因为他不肯换下革命军的军装，说那是他从武昌穿到山海关，又穿到南京的，上面沾着血，是他弟兄的血！”
沈砚之闭上眼睛。那个营长他认识，姓赵，保定人，打仗时冲在最前面，腿上中过弹，留下伤，走路有点瘸。但每次列队，他都站得最直。
“人呢？”
“在医院。我去看了，腿保不住了，要截肢。”程振邦的声音在发抖，“他才二十六岁，二十六岁啊！”
房间里安静下来。窗外的秦淮河上传来歌女的唱曲声，咿咿呀呀的，唱的是“春花秋月何时了”。沈砚之突然觉得那声音刺耳，像针一样扎在心上。
“去北京的事，什么时候定？”他问。
“命令已经下了，就这几天。”程振邦看着他，“你要是不想去，我想办法。就说你身体不好，需要休养，在南京挂个闲职……”
“我去。”沈砚之说。
程振邦愣住。
“袁世凯既然想把我放在眼皮子底下，那我就去。”沈砚之放下茶杯，站起来走到窗边。暮色四合，总统府的轮廓在黄昏里渐渐模糊，“程兄，你还记得咱们在山海关起事那天晚上，说过的话吗？”
“记得。你说，这条路难走，但必须走。”
“对。”沈砚之转过身，眼睛里映着最后一抹天光，“现在这条路更难走了。明枪换成了暗箭，战场换成了官场。但路还得走。”
他走到程振邦面前，握住这位老战友的手：“我去北京。你在南京，把咱们这支队伍带好，能保住多少是多少。下面的兄弟，愿意回乡的，多发点饷银，别亏待他们。愿意留下的，你多照应，别让他们受北洋的人欺负。”
“可是砚之，北京那是龙潭虎穴……”
“龙潭虎穴也得闯。”沈砚之笑了笑，那笑容里有种程振邦从未见过的冷峻，“袁世凯想看住我，我也想看看他。看看这位袁大总统，到底要带这个国家往哪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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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沈砚之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月台上送行的人不多。程振邦来了，带着几个从山海关一路跟来的老兄弟。周文斌也在，这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眼睛红红的，沈砚之把他留在南京，跟程振邦。
“团长，您一个人去北京，我不放心。”周文斌说着，声音有些哽咽。
“有什么不放心的。”沈砚之拍拍他的肩膀，“北京是首都，天子脚下，还能把我吃了不成。你在程旅长身边，好好干，多学本事。”
火车汽笛响了。沈砚之提起简单的行李——一个藤箱，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裳，几本书，还有父亲留下的那把佩剑。临上车前，程振邦塞给他一个布包。
“什么东西？”
“南京的盐水鸭，路上吃。”程振邦说，顿了顿，又压低声音，“鸭肚子里有东西，到了北京再看。”
沈砚之会意，点点头，转身上了车。
火车开动了。南京的城墙、秦淮河、总统府，都在车窗外向后掠去，越来越远，最后变成一片模糊的轮廓。沈砚之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渐浓的暮色，想起三个月前，他第一次来到南京时的情景。
那时是冬天，但南京城热气腾腾。满街都是剪了辫子的人，穿着新式的衣裳，见面就喊“同志”。孙中山在总统府宣誓就职，他站在人群里，听着那句“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热血沸腾。
三个月，不过九十天。
一切都变了。
火车在夜色里向北行驶。车厢里人不多，大多是商人、官吏，也有几个穿着长衫的读书人，聚在一起低声议论时政。沈砚之闭上眼睛假寐，耳朵却仔细听着周围的动静。
“听说了吗？唐绍仪辞职了。”
“这才当了几天的内阁总理？有一个月吗？”
“二十八天。说是跟袁世凯不合，政见不同。”
“什么政见不同，分明是袁大总统要独揽大权，容不得别人说话……”
“嘘，小声点！”
声音低了下去。沈砚之依然闭着眼，但心里已经明白了七八分。唐绍仪是南北和谈时南方的代表，当了内阁总理，是革命党在中央还能有点声音的象征。现在他辞职了，袁世凯下一步要做什么，不言而喻。
火车在蚌埠停了一站，又继续北上。夜深了，车厢里的人都睡了，只有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单调而绵长。沈砚之睁开眼睛，从行李架上取下那个布包，打开。
里面确实是一只盐水鸭，用油纸包着。他撕开油纸，在鸭肚子里摸到一个硬物——是个小小的铁盒，火柴盒大小，打开，里面是一张折得很小的纸条，还有一把黄铜钥匙。
就着昏暗的灯光，沈砚之展开纸条。上面是程振邦的字迹，很潦草，显然写得很急：
“砚之：此去北京，凶险难测。钥匙是东交民巷六国饭店307房间的，房间里给你留了东西。联系人姓陈，在《顺天时报》做编辑，暗号是‘山海关的雪化了没有’。保重，振邦。”
沈砚之看完，把纸条凑到灯上点燃。火光照亮了他的脸，也照亮了那把黄铜钥匙。钥匙很普通，但握在手心里，沉甸甸的。
他把钥匙收进贴身口袋，把铁盒扔出车窗，然后撕下一块鸭肉，慢慢嚼着。鸭肉很咸，咸得发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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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火车抵达北京前门火车站。
沈砚之提着藤箱下车，立刻被北方干燥的空气包围。和南京的湿润不同，北京的春天风很大，卷着沙土，打在脸上生疼。月台上人来人往，穿长袍的，穿西装的，穿军装的，各色人等混杂在一起，喧嚷嘈杂。
“请问是沈砚之沈参议吗？”
一个穿着北洋军少尉军服的年轻军官迎上来，敬了个礼。
“是我。”
“卑职王有德，陆军部派我来接您。”少尉很客气，但眼睛里没什么温度，“车在外面，请您跟我来。”
沈砚之点点头，跟着他走出车站。门口停着一辆黑色的轿车，是美式的福特，在北京的街道上显得很扎眼。少尉替他拉开车门，等他坐进去后，自己坐进副驾驶座。
车子开动了，沿着前门大街向北行驶。沈砚之看着窗外的街景——这里和南京完全不同。南京的街道两旁多是两层的小楼，白墙黑瓦，透着江南的秀气。而北京的街道宽阔，但两边的建筑多是灰扑扑的，偶尔能看到一些西洋式的小楼，但也蒙着一层灰。行人大多穿着深色的衣服，步履匆匆，脸上没什么表情。
“沈参议第一次来北京？”开车的司机是个老兵，操着一口天津话。
“第一次。”
“那可得好好逛逛。故宫、天坛、颐和园，都是好地方。”老兵很健谈，“就是这风沙大，您从南方来，怕是不习惯。”
“还好。”
“您住的地方安排好了，在西城石板胡同，是个小院，清静。”老兵从后视镜看了沈砚之一眼，“陆军部交代了，说沈参议是革命功臣，要好好招待。您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
沈砚之笑了笑，没说话。革命功臣？现在这四个字听起来，倒像是讽刺。
车子在西城的一条胡同口停下。胡同很窄，车开不进去。沈砚之下车，那个叫王有德的少尉已经提着他的藤箱等在胡同口了。
“沈参议，这边请。”
胡同不长，走了几十步就到了。是个小小的四合院，门是黑漆的，有些斑驳。推门进去，是个天井，种着一棵槐树，刚冒新芽。正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收拾得还算干净，但能看出来有段时间没人住了，空气里有股霉味。
“这院子以前是个小官住的，后来人调走了，一直空着。”王有德把藤箱放在正房堂屋的桌上，“陆军部让人简单收拾了一下，被褥都是新的。厨房能用，要吃饭的话，胡同口有饭馆，也可以雇个老妈子做饭。”
“不用，我自己能对付。”沈砚之说。
“那您先休息，明天上午我来接您去陆军部报到。”王有德又敬了个礼，转身要走，走到门口又停下来，回过头，“沈参议，北京城大，人也杂。您初来乍到，晚上尽量少出门。真要出门的话……避开铁狮子胡同那一带。”
“铁狮子胡同？”
“就是陆军部那条街。”王有德压低声音，“最近不太平，老有学生在那儿闹事，抓了好些人了。”
说完，他匆匆走了，顺手带上了院门。
沈砚之站在堂屋里，环顾四周。家具很简单，一张八仙桌，四把椅子，靠墙有个条案，上面空空如也。东边是卧室，一张炕，铺着新被褥。西边是书房，有张书桌，一个书架，书架上居然还放着几本书。
他走过去看了看，是《资治通鉴》《史记》之类的史书，还有一本《红楼梦》，书页都黄了，看来是前任主人留下的。
沈砚之在炕上坐下，炕是凉的。窗外天色渐暗，胡同里传来小贩的叫卖声：“硬面饽饽——”“萝卜赛梨——”声音拉得很长，在暮色里悠悠地飘。
他想起程振邦给的钥匙。东交民巷六国饭店，307房间。现在去，还是明天去？
正想着，院门突然被敲响了。
沈砚之警惕地站起来，走到门后：“谁？”
“送水的。”门外是个苍老的声音。
沈砚之拉开门闩，打开一条缝。门外站着个老头，佝偻着背，挑着两桶水，桶里还飘着水瓢。
“您是刚搬来的沈先生吧？我是这胡同里送水的，姓李。”老头咧嘴笑了，露出缺了门牙的牙床，“这院里水缸空了，我给您送两桶水来。”
“我没叫水。”
“是陆军部交代的，说您今儿个到，让我送水来。”老头说着，已经挑着水进了院子，熟门熟路地走到墙角的水缸前，把水倒进去，“您放心，水钱陆军部已经给了，您只管用。”
沈砚之站在堂屋门口看着他。老头倒完水，又拿出抹布，把水缸盖子擦干净，动作慢悠悠的，不像有什么恶意。
“李大爷在这胡同住多久了？”
“哟，那可久了，打光绪年就住这儿。”老头直起腰，捶了捶背，“这院子啊，前前后后换了好几家，有当官的，有做买卖的，最长的一家住了五年，最短的，三个月就走了。您瞧这槐树，还是我小时候种的呢，现在都这么粗了。”
他拍了拍槐树树干，又说：“沈先生是南方人吧？听口音像。”
“是，从南京来。”
“南京好啊，六朝古都。”老头眯起眼睛，“我年轻时候去过一次，秦淮河的灯船，那叫一个漂亮。不像北京，灰扑扑的，春天还刮沙子。”
沈砚之笑了笑，从口袋里掏出几个铜板递过去：“辛苦您跑一趟。”
“哎哟，这怎么好意思，陆军部给过钱了……”老头嘴上推辞，手却接了过去，揣进怀里，“那您歇着，有什么事儿招呼一声，我住胡同口第三家。”
老头挑着空桶走了。沈砚之关上院门，回到堂屋。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他点了油灯，昏黄的光晕在墙壁上跳动。
送水的老头……是巧合，还是安排？
他走到水缸前，掀开盖子看了看。水很清，映着天上刚出来的星星。他拿起水瓢，舀了一瓢，凑到鼻子前闻了闻，没什么异味。
但心里总是不安。
这种不安，和当年在山海关筹备起义时很像。明明一切正常，但就是觉得哪里不对，好像暗处有眼睛在盯着，有耳朵在听着。
沈砚之回到书房，在书桌前坐下。书桌上空空如也，他打开藤箱，取出父亲留下的那把佩剑，放在桌上。剑是清军制式的腰刀，但父亲请人重新打过，剑身上刻着一行小字：“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这是父亲临终前交给他的。那一年他十六岁，父亲躺在病床上，握着他的手说：“砚之，这天下要变了。你记住，我们沈家世代忠良，忠的不是爱新觉罗一家一姓，忠的是这华夏大地，是这四万万同胞。”
后来父亲去世，他守孝三年。三年后，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他带着这把剑，带着父亲的遗志，在山海关起事。
现在，剑还在，但父亲要恢复的那个“中华”，又在哪里？
窗外传来更夫打更的声音：“天干物燥，小心火烛——”梆子声在寂静的胡同里回荡，一声，两声，渐渐远去。
沈砚之吹灭油灯，和衣躺在炕上。炕是凉的，他睁着眼睛，看着黑暗中的房梁。北京的第一夜，就这样开始了。
他不知道的是，就在离这个四合院两条胡同远的一处小楼里，有个人也一夜未眠。
那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穿着绸缎长衫，戴着金丝眼镜，看起来像个商人。他坐在窗前，面前摊着一张北京城的地图，地图上用红笔圈出了几个地方，其中一个，就是沈砚之住的石板胡同。
“人到了？”他问身后站着的人。
“到了，下午到的，陆军部王有德去接的，安排在石板胡同二十三号。”身后的人低声回答。
“有什么动静？”
“进了院子就没出来。送水的老李去了一趟，说是陆军部交代送水，但老李是咱们的人，进去看了看，没什么异常。”
男人点点头，手指在地图上轻轻敲着：“沈砚之……山海关起义的那个。袁世凯把他弄到北京来，放在眼皮子底下，是步好棋，也是步险棋。”
“处长的意思是？”
“盯着，但不要打草惊蛇。”***起来，走到窗前，望着外面沉沉的夜色，“这种人，能打敢拼，也有脑子。用好了，是把好刀。用不好……”
他没说下去，但身后的人已经明白了。
“对了，”男人突然想起什么，“六国饭店那边，安排好了吗？”
“安排好了。307房间，按您的吩咐，放了东西。但钥匙已经给程振邦了，他会转交给沈砚之。”
“嗯。”男人点点头，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那就等着吧，看他什么时候去，去干什么。”
窗外，夜色正浓。
北京城在沉睡。但有些地方，有些人，醒着。
沈砚之也醒着。他在黑暗中睁开眼睛，听着胡同里偶尔传来的狗吠声，手指在炕沿上轻轻敲击着，一下，两下，三下。
那是他在山海关时，和同志们约定的暗号节奏。
虽然现在，同志们散的散，死的死，走的走。但他依然敲着，像是某种仪式，又像是某种提醒。
提醒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提醒自己，这条路，还得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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