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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省建”后，覃刚又去了枣山路的一家矿泉水公司，结果情况更加不堪。“娄山关矿泉水”的老板吴红志以前是安顺市的普通干部，下海后自己开公司，在枣山路的“青旅大厦”租了两间房子，一间作办公室，一间当库房。每当公司雇的货车把矿泉水从枫香坝拉到贵阳后，公司里的十几个业务员成了搬运工，一桶又一桶地把矿泉水卸到库房里。吴红志刚刚当老板，手头没有什么资本，只能在克扣员工上想花招。干活加夜班没有饭吃，每个人发两个干馒头。到了关饷的日子，业务员们从老板娘手里领薪水，按规定得打借条。名正言顺的领取劳动报酬，结果变成了告贷似地从公司借钱。普天之下也没听说过如此奇闻。吴红志读书时念的是贵师大政治系，心眼多，特地留了一手。他怕的是矿泉水业务开展不起来，将来破产时，手里的借条可以在法庭上成为抵债的“应收帐目”。经商的人有句行话，叫做“买的没有卖的精”，用在打工者身上，成了“打工的没有用工的精”。
这样的“周剥皮”老板，这样的工作方式，业务员们气不过，偷偷地把水票拿去卖了，换来钱作为自己的奖金；也有的在安装饮水机时，将多余的机器拿回家自己使用。覃刚虽然毕业了七年，却从来没有想到过社会是如此的不公平。国营企业和私人企业的巨大反差，让他认为工友们做得很对，自己也跟着开了一桶矿泉水，将里面的水喝光了，还桶时，装上一桶新鲜的自来水交回库房里。没想到因此惹了大麻烦，吴红志勾结当刑警的弟弟，把十几个业务员全部当作“贼”捉进了拘留所。等到章济远闻讯后，带着钱从科委赶上百花山保人时，覃刚已经在牢里度过了十五天地狱般的日子。
在世人的眼中，监狱是关坏人的地方，情况也大体如此。但是没有进过监狱的人绝对想不到，关坏人的地方会因为关了坏人而成为“坏地方”！比如说一进号子，老犯人们会把新犯人打一顿；身上的钱，必须交给“牢头”买“小炒”。普通的犯人一顿半碗干饭，外带两片白菜。拘留所的炒菜价格，标明为炒肉一盘三十元，炖鸡一只一百元！在百花山，“牢头”被人们称为“头铺”。他们睡觉的时候，睡在门边，通风即好，和厕所也隔着十几米。犯人中有吸毒的“瘾君子”，能够花钱从食堂的胖厨娘手中买到白粉。如果说监狱里的管教不晓得此事，那么当十几个聚赌的“六合彩”庄家被抓进来后，百花山拘留所允许他们在牢房里安装闭路电视，无疑严重地违反了公安部的《监狱管理条例》。总之，覃刚在百花山的十五天里，把在学校里没有学到的东西都看到了。从大牢里出来那天，艳阳高照，秋风宜人，覃刚的眼前却是一片黑暗，身体不由自主地发着抖，手脚阵阵泛凉。如果说这就是城市，如果说这就是打工仔们用血汗来淘金的名利场，他宁愿回到厂里面去，即使工作已经丢掉了，在车间里搞个临时工，也总胜过毫无前途、做牛做马地替老板们卖命。这个时候的他真是万念俱灰，觉得社会真是十二万分的残酷，一百二十万分的肮脏。他以为自己的案子了结了，却不知道章济远为了将他保出来，十几天来跑断了腿操碎了心。为了办理保人手续，百花山拘留所放人这天，章济远早早地就赶到了百花山上。这一次，为了替覃刚洗脱罪名，他这个当舅舅的前后花了两千多元，吴红志拿回了矿泉水的损失，趁机又捞了一把，把其它的经营损失也算在业务员们的头上，七拼八凑，仅是覃刚一个人的名下，就被列出了两千多元的“水票费”和“饮水机公款”。章济远明知道对方是趁火打劫，为了避免案件被交到法院，只好打落门牙往肚里吞，强忍怒火将两千块补偿费交到“大娄山”的财务室。这只是钱财上的计较，吴红志得了便宜还卖乖，一个劲地吹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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