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湾“皇冠”出版社的董事长平鑫涛这个人，我本来想在张爱玲40年代成名前就讲讲张爱玲与平鑫涛的亲叔叔平襟亚的纠结恩怨。后来考虑再三，在那个阶段我把平襟亚章节丢下来了，只是为了在后面的研究中，我想用一整个章节的篇幅来叙述40年代张爱玲与40年代平襟亚的恩怨；而在这个章节里我们看到张爱玲在60年代以后与平襟亚的亲侄子平鑫涛的近40年的友谊传奇。
我们回到40年代初，回味一下张爱玲与平襟亚的恩怨：
40年代沦陷的上海，《万象》杂志发行人平襟亚，原始文坛健将，20年代——30年代著有长篇巨著《人海潮》，风靡一时，而且蝴蝶鸳鸯派中更是因此而掀起一阵“长篇创作风潮”，而能胜过平襟亚的人却是凤毛麟角，可以说是几乎没有。
在小报界方面，平襟亚更是标准之老牌，他以“秋翁”为笔名，他所写的文章大都以风趣和讽刺为胜，所以很为读者所欢迎。抗战胜利后上海文坛消沉，而平襟亚独具慧眼，与陈蝶衣创办《万象》月刊，做了今日蓬勃的出版界之开路先锋，《万象》读者何止千万，平襟亚也就足以自豪了。
40年代初，张爱玲初出茅庐时有一个时期，也想在《万象》中“窜一窜”，曾将自己所有的作品都交给平襟亚，请他出版，平襟亚不知销路如何，没有把握，故未敢轻易许诺，不料张爱玲扭头一走，另谋发展。不想竟然一下子红起来，竟然红遍了上海滩。
后来张爱玲在《万象》中写过连载长篇小说《连环套》，因稿费问题，张爱玲与平襟亚二人之间发生了龌龊，继而发生过一场轰动上海滩的笔墨之讼。（作品《连环套》因为张爱玲自己不满意自己腰斩枪毙了，在她的作品收集里《连环套》没有被收集在自己的《传奇增订本》里。）
这件笔讼是非在40年代的文坛上称为“一千元灰钿”事件，沸沸扬扬的在上海的文坛上飘荡了很久很久……
40年代的平襟亚这样笔墨之讼：
“因为我国文坛女作家不多的缘故，我对于她们总是竭力捧场，尤其是对张爱玲，从她的《第一炉香》、《第二炉香》起家的当儿，她便追随我友周瘦鹃之后在本报一再揄扬。虽不曾分析她的血液有多少西西贵族化的成分，然而对她文字的美妙，身家的清白，似乎都已称赞过，尽过宣扬的能事。不信可以打开本报的丛编来对证。可是，她对我却适相反背，不懂她是特别对我顶真呢，还是习性如此？”
“记得一年前吧，那时我还不认识张爱玲，有一天下午，她独自捧着一束原稿到“万象书屋”来看我，意思间要我把她的作品推荐给编者柯灵先生，当然我没有让她失望。”
“第一篇好像是《心经》，在我们《万象》登出来了。往后又好像登过她的好几篇。她有一回写了一封信给我，大谈其“生意眼”，并夸张她的一连串的履历，说她的先人事迹，可以去查《孽海花》。当初我猜想不出《孽海花》一书怎么好当她的家谱看，随后才知道这小说中确曾记载及清代一位李合肥的女婿——逃走将军的逸事，但始终不能使我怎样惊奇与兴奋。（我注：李合肥指李鸿章，逃走将军指张爱玲外祖父张佩纶。）”
“她写信给我的本旨，似乎要替她出版一册单行本短篇小说集。我无可无不可地答应了她。她曾将一大批短篇小说原稿亲自送来给我付印（其中包括《倾城之恋》、《封锁》、《琉璃瓦》等篇，那时都是她的新作都还没有披露过）。当我接受了她的原稿以后，她接连来见过我好多次，所谈论的无非是“生意眼”，怎样可以有把握风行一时，怎样可以多抽版税，结果是她竟要我包销一万册或八千册，版税最好先抽，一次预付给她。我给她难住了，凭着我三十几年的出版经验，在这一时代——饭都没有吃的时代。除了凭借特殊势力按户压买外，简直没有包销多少的本领。因此只好自认才疏力薄，把原稿件退还给她（仅留下一篇短篇《琉璃瓦》刊登《万象》）。同时，怕她灰心写作，约她在我刊《万象》上面写一篇连载小说，每月写七、八千字（在当时一般作家正在向杂志社联合会提出要求千字百元）。我就答应她，稿费较我刊诸位老作家略高，每月预付她一千元。谁知她写了一期之后，前来论价，斤斤要求百五十元千字，并说如不允许，每月当酌减字数。”
“我因我刊有许多老作家——在文坛写了三十年的老作家，报酬千字仅不过百元，不便使老作家难堪，因此争论了数语，她不欢而去。后此，每期递减字数，且差不多每期前来要求，例如说：“这一期我只写了五千字了，你要便要，不要就拉倒。”我终于忍耐着，不使她难堪，一凭她减少字数，看她减到多少为止。结果竟然减到一个字都不写（可云：“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编者柯灵兄，在七月号刊付印时，向我进言，要我加送二千元去，那么三千元写五六千字，也不为少了。我依照编者柯灵的吩咐，送去两千元，结果出乎意料之外的，又遭退回。可是，她退回来的，只有加送去的一笔二千元，尚有预付的一千元，却一字不提。小说稿则一任腰斩。这一千元虽小数，预付了两个多月，竟使我们无从撤销这一笔账，会计先生正在踌躇，付什么帐好呢？要请张爱玲吩咐。”
“我不敢说张爱玲“市侩气”太重，因为她毕竟是一位“作家”而又是“女”！像我本人，从事出版专业，买卖要顾到血本，似乎不能不与人计较锱铢，才是十足地道的“市侩”。“市侩”而有“市侩气”，尚能为一般原谅的吧。”
“又如花了一千元，买不到当代女作家一个字，怕即使不是“市侩”，没有丝毫“市侩气”的人，也总觉得心头有所未甘。我愿不论“作家”与“市侩”，彼此能反省一下，设身处地为自己为他人想想，得免许多争执。这话尚也在合理之列吧。”
以上的文章是1944年8月18日的上海《海报》，平襟亚写的短文《一千元灰钿》。
8月27日平襟亚又在《海报》上将张爱玲再次调侃一番。…...
8月30日一位读者叫“柳絮”的在小报上说：
“张爱玲小姐与秋翁先生千元稿费之争，一方谓并没有多拿稿费，一方则坚持曾付稿费七千金，而刊出只有六次，当时按月千元，先付后撰，至今延不交件，则千元岂非“灰钿”？此事究竟何方之失，局外人殊不必问此“闲帐”。今天笔者站在写作人的立场上，有一点愿代张爱玲小姐主持公道。姑且承认秋翁先生所举皆实情，但文章不卖钱则已，即为卖钱之作，则稿费涨落，当随市面之升沉为调整……。”
最后平襟亚在1944年9月12日上海《海报》上写道：
“最近关于某女作家的稿费一事，我极不愿意再提，原因，为了：一，区区小钱，穷不了我，也富不了她。二，我不甘替她做义务宣传员，适中她的圈套。所以我见了某报的所谓”平议”，也只是不加辩正。前天朋友谓我必须有一言声明，否则在不知者真要说你“诬陷”及“薄待作家”，印象欠佳。因此使我不得不作最后之声述。……
张爱玲在1945年1月25日发表《不得不说的废话》：
“常常看到批评我的文章，有的夸奖，有的骂，虽然有时候把我刻画得很不堪，我看了倒也感到一种特殊的兴趣。……我替《万象》写《连环套》，当时言明预付稿费一千元，陆续写了六个月，我觉得这样一期一期地赶，太逼促了，就没有写下去，此后秋翁先生就在《海报》上发表了《一千元灰钿》那篇文章，说我多拿了一个月的稿费……我曾经写过一篇否认的信给《海报》，秋翁先生也在《海报》上答应，把详细账目公开了，后来我再写第二封信给《海报》，大概因为秋翁的情面关系，他们未予发表。我觉得我在这件无谓的事上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从此也就安于缄默了。”
曾经为这“一千元灰钿”他们各自付出账单，我们不去管是非曲折，这件“一千元灰钿”在40年代的上海沸沸扬扬的折腾了一年多，大小报纸都登过这两个“名人”的申述、证据、账单等，可谓恩怨较深。我们不得不为张爱玲与平襟亚的这段“案件”叫痛苦。最终没有胜负的了结这场纠纷、没有胜负的了解了这场笔墨官司。
二十多年后，平襟亚的侄子平鑫涛在台湾创办了《皇冠》出版社，与张爱玲结下了30多年近40年的友谊，这又不能不说是张爱玲的又一个奇迹。
1965年，香港的宋淇与台湾《皇冠出版社》的主编平鑫涛联系，准备在台湾重新出版张爱玲的作品，而这一年，夏志清刚好去了台湾，于是，夏志清便有幸在宋淇那里看到张爱玲的作品，欣赏之后便成了张爱玲的代表。平鑫涛早年就读过张爱玲的作品，心仪良久，这一次，能为张爱玲出版她的所有的小说集子，自然十分痛快。这就是张爱玲的作品再一次重新在台湾出版而导致了60年代在香港、台湾掀起的继40年代上海的“张爱玲年”的又一次“张爱玲热”。
平鑫涛回忆：
“1965年在香港，我遇到了宋淇先生，他是一位温文尔雅的读书人，我们一见如故，他很热心地推荐了好几位香港的作家给我，尤其是张爱玲。那时，张爱玲已经旅居美国。听到张爱玲的名字，我觉得又亲切又高兴，出版她的作品，绝对是一个很大的荣幸。《怨女》在1966年4月出版，彼此合作愉快，从此张爱玲的全部作品。都由“皇冠”独家出版。年轻时期的张爱玲和平襟亚先生的《万象》杂志接下了深厚的文学之缘，而后又和“皇冠”愉快地长期合作，前后五十年，与两个平氏家族的出版事业紧密携手，这样横跨两个时代的渊源，也许正如她第一本书的书名一样，可说是另一则“传奇”吧。”
1966年4月，张爱玲还把40年代在上海写的《金锁记》又改回《怨女》，将《十八春》改为《半生缘》，由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不久又接连出版《秧歌》、《赤地之恋》、《流言》、以及《张爱玲小说集》等。同时在台湾，不仅涌出一批痴迷张爱玲小说的读者、作家、学者，也涌出一些搜集张爱玲的旧作为己任的研究者。
遂掀起台湾的“张爱玲热”以后，而“皇冠”的版税亦成了张爱玲此后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在1983年12月22里张爱玲给夏志清的信中曾明确提到说：“我一向对出版人唯一的要求是商业道德，这些年来‘皇冠’每半年版税虽有二千美元，有时候加倍，这是我惟一的固定收入……”肯定之情，溢于言表。
1984年1月，张爱玲又在《皇冠》创刊三十周年纪念专号上公开发表随笔散文《信》，声称：“《皇冠》我每一期从头看到尾，觉得中国实在需要这样一个平易近人而又制作严谨的杂志。”，还说：“《皇冠丛书》近年来大量译畅销书，我一直私底下在信上对朋友说这条路走对了，推远了广大读者群的地平线。”
平鑫涛还回忆道：“张爱玲的生活简朴，写来的信也是简单之至，为了不增加她的困扰，我写过去的信也都是三言两语，电报一般，连客套的问候都没有，真正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为了‘快一点联络上她’，平日去信都是通过她住所附近一家杂货店的传真机转达，但每一次都是她去店里购物时才能收到传真，即使收到传真，她也不见得立刻回信，中间可能相隔二三十天。我想她一定很习惯这种平淡却直接的交往方式，所以彼此才能够维持三十多年的友谊而不变。”
可见她们的友情不仅出于出版商与写作人的合作关系，更是建立在彼此的尊重与体恤上。
张爱玲显然也是这样想。她一直在为自己的“版权”争取，却并不对自己的“版税”计较。大陆有人搜集了她的旧作擅自出版，她因此十分不悦，一度想诉诸法律，直到那家出版社愿意回收那两本书才作罢；然而后来当真授权大陆某出版社出版文集，稿酬只是菲薄的千字二十五元而已，她却也欣然接受。只是因为那两本书的印刷实在是太粗糙，才又不得不收回版权。
相比之下，平鑫涛与《皇冠》出版社的“商业道德”可谓高尚，而合作方式又“如此安静”，自然深得张爱玲之心。她后半生最重要的两部作品《海上花列传》白话本、与《红楼梦魇》也都由《皇冠》出版社出版，此外尚有《惘然记》、《余韵》、《爱默生选集》以及到有自传性质的散文《对照记》，共计16部之多。
1995年，张爱玲逝世，夏志清当年曾在《超人才华，绝世凄凉——悼张爱玲》里写道：
“张爱玲这几年来校阅了‘皇冠丛书’为她出版的‘全集’，并添了一部《对照记》，把所有要流传给后世的自藏照片，一一加以说明，等于写了一部简明的家史。去年年底她更获得了台湾《中国时报》颁给她的文学‘特别成就奖’。张爱玲虽然体弱不便亲自返国领奖，也就没有机会与多少敬爱她的作家、读者见面，但她已为他们和世界各地的中国文学读者留下一套校对精确的‘全集’，可谓死无遗憾了。”
张爱玲的第一本《传奇》没有交给平襟亚，然而她的最后一本书《对照记》与生平作品“全集”却全部交给了平鑫涛，这已经不仅是“传奇”，简直是“拍案惊奇”。
而早在1966年1月1日宋淇就与台湾皇冠出版社签署了一份《委任授权书》：
“本人兹委任台湾皇冠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独家代理有关本人所拥有之张爱玲女士著作权在全世界任何地区之一切版权事宜，包括任何出版授权及其他任何形式、任何媒介之一切改作和衍生授权。”
更让人感慨的是，张爱玲在去世前遗嘱将所有财产交付宋淇。同年，宋淇去世，其夫人邝文美成为张爱玲作品法定继承人。
《皇冠出版社》遂成了张爱玲著作版权的合法代理人与最大受益者。2003年9月11日，平鑫涛发表《版权声明》：
“所有张爱玲著作依照世界著作权公约和伯尔尼公约之规定，其著作权均仍有效存续，并未成为公共财产。本公司于张爱玲女士过世后，即获宋淇夫妇委任全权独家代理张爱玲著作之相关版权及法律事宜。”并申明：除了他曾授权的哈尔滨出版外，“所有未经授权或授权早已期满之张爱玲著作版本均属非法之盗印版。”
此前，宋淇曾先后授权给花城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过张爱玲作品，授权期为两年。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张爱玲还健在，平鑫涛曾透露，张爱玲生前还创作自传体小说《小团圆》，并且初稿已经完成，也有意交给皇冠出版社出版。《对照记》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图文集。平鑫涛且透露，张爱玲与此同时还在构思一部真正的自传小说《小团圆》。何以名之“小团圆”？这书名大概也含有张爱玲一贯的反讽吧。
中国人讲究凡事的结局要“大团圆”，一生要功成名就，子孙满堂。可是，张爱玲揣度自己的一生，莫说“成功”，就连一般人的“圆满”也没达到。她无头衔、无功名、无房产、无子嗣、无金婚之福，一辈子都是“无产者”。
但是，这样的人生结局，如果不叫“团圆”又叫什么呢？于是，只能名之为“小团圆”。《小团圆》实际上有两稿，前一稿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动笔并完稿。据张爱玲的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表示，在整理张爱玲的书信时，发现她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曾以英文撰写了23万字的自传性小说《易经》(BookofChange)，因找不到出版社出版而作罢。这一延宕，竟然就再也没写完！
第一稿并未出版。张爱玲在1992年写给宋淇的一封信中，曾明确提出“《小团圆》小说要销毁”。而后，她又在1993年重写，结果第二稿没有写完。2009年首次在香港大陆出版《小团圆》，不知是哪一稿。
《小团圆》是张爱玲最为“神秘”的作品，创作历时约20年，几易其稿，却一直没有出版。文稿压在台湾皇冠文化公司创办人平鑫涛的手里，珍藏多年。
《小团圆》的这一稿原定1993年内写完，在1994年2月“皇冠”40周年庆典时，与《对照记》合为一集出版。可是，后来因她身体不佳的原因，一再延期。此外，张爱玲还考虑，两书合为一集，书太厚，书价也会太高，于是要求先出《对照记》。
2009年2月23日，也就是台湾皇冠文化公司成立55周年纪念日的次日，《小团圆》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由皇冠公司在台湾出版发行。《小团圆》的面世，令广大张迷们极为兴奋，但也引起了一些人对出版方违背作者遗嘱的质疑。《小团圆》的手稿在此之前从未曝光，仅有宋淇、平鑫涛等人看过。
张爱玲生前曾经说：“这是一个热情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这部书，讲了太多的事情，足够张学研究者们消化好些年的。
值得欣慰的是：在宋淇与邝文美夫妇相继去世以后，宋淇的儿子宋以朗不畏闲言，于2009年将《小团圆》公布于世，完成了张爱玲的最后遗愿。这里除了宋以朗对张爱玲的热爱以外，那还有平鑫涛这位与张爱玲有着近40年友谊的出版商——台湾《皇冠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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